兩個故事,看透“內循環”的未來

以下文章來源于長江商學院金融MBA ,作者范昕宇

目前,我們可能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國際環境動蕩,日趨復雜多變;國內經濟面臨結構調整,挑戰加劇。人類是命運共同體,站在時代潮流中,我們該怎么辦?

以史為鏡,可知興衰,未來隱約反映在歷史坐標中。面對復雜的情況,如何分析問題的根源并找到解決方案?讓我們退后一步,聽聽長江商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范新宇如何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作者 | 范昕宇

來源 | 長江商學院金融MBA(ID: CK_FMBA)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曾說過:“歷史總是重要的。它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我們可以從過去中吸取教訓,還因為現在和未來通過社會制度的連續性與過去聯系在一起。 ……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p>

一、大分流時期“進與?!钡乃伎?p style="font-size:15px;">

大分流,是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慕蘭提出的一個歷史名詞,是指西方世界在19世紀克服了增長限制而超越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的一段歷史時期。

1450年前后,德國工匠古騰堡創造了金屬活字排版印刷技術,提高了印刷的質量和效率,使信息得以大量快速復制,為報業的誕生創造了技術條件,標志著報業的問世。大眾傳播時代。

據英國計量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推算,中國自1300年(元朝中后期)人均GDP達到600美元,一直保持到明清兩代; 1500年西歐人均GDP為772美元,1700年增至997美元,1820年是中國的兩倍。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均GDP早在明末就被西歐超越,到了“乾隆盛世”,差距進一步拉大。

中國學者劉逖在《前近代中國總量經濟研究》做了橫向對比:

“在前近代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顯著低于歐洲國家。中國人均GDP在1600年時大約為英國的40%,與美國(北美殖民地)幾乎相等;1700年不到英國的三分之一,略超過美國(北美殖民地)的70%;1820年不到英國的五分之一,略超過美國的四分之一;1840年為英國的16%,美國的五分之一?!?/p>

從整體上看,從1600年至1840年,中國和歐美國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斷擴大。換句話說,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崛起,經濟水平出現了明顯拉升。

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歐洲在1400-1500年左右打下日后騰飛的基礎,為什么中國遲遲不能打開局面。這就是我們要說的“大分流”。

1800年以前是一個多元的世界,經濟沒有“歐洲中心化”,西方也沒有明顯的內生優勢,隨著19世紀歐洲工業化充分發展,西歐中心開始占據支配地位,出現長期技術進步,大幅甩開世界其他國家。

“大分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說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大航?!?、“文藝復興”,我們看到大分流遠在1800年之前,可能在1500年的時候已經出現了苗頭。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觀點,它起源于“印刷”。 1450年德國發明家古騰堡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掀起了一場媒體革命。印刷術的發明使名著《圣經》得以傳播,書籍的成本迅速降低。買書的經濟能力從200天的工資到1天不等。

對于普通人來說,獲取知識的途徑迅速拓寬,“識字”將社交能力延展,文化交流進一步發生;對于商人來說,思想、信息的傳播意味著盈利能力的增長,商人得以更快的知道獲取財富的方式。

在印刷革命之前,哥白尼、開普勒等教授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與學者和學生進行簡單的交流。生產產品的工匠傳播知識的方式是學徒制。這種方式的知識傳播受認知水平、文化程度、接受信息頻率的影響,范圍有限。

印刷技術的進步后掀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書籍打通了知識鏈接,學習成本降低。從商者可以輕松地了解到運用哪種技術更好的提高制作工具,技術驅動利潤,利潤的增長激發了財富意識。

技術的背后是科學知識。在漢語的語境里,科學和技術這個詞經常被等量齊觀,技術是指科學的具體應用。

技術打通了科學與應用的連接通道,促使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科學和技術的大融合。知識和人才之間產生了流動著的雙重競爭,這種現象在當時的西歐城邦國家之間,如意大利的幾個著名城邦羅馬、佛羅倫薩尤為激烈。優秀人才的行業智慧向生產轉化,城邦之間的人才競爭搶奪,觸發的結果是:知識持續創造。

1450年以后,科學出版物的比例急劇上升,印刷革命后高等教育機構科技課程的入學率顯著提高,不僅為學生創造了更多價值,也為未來的雇主創造了更多價值。它推動了更多科學和技術課程的增加。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經濟學認為個人追求利潤的動機可以提高整體幸福感。有人擔心,當羅馬和佛羅倫薩競爭時,競爭會阻礙知識的傳播。

事實上,知識具備外溢性,印刷術革命后科技創新呈現不斷上升,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人數整體增加,競爭氛圍之下,知識和人才在不斷外溢,而整體是增加的。這樣的競爭帶來的是整體知識總量的提高。

以上種種,充分展示了知識與技術的高度融合,隨之帶來生活水平提高,國家經濟的飛躍。從1450年后西歐開始逐步騰飛不是一蹴而就,這是其背后深刻的原因之一。

回到“大分流”的原因探討,從印刷術的進步、信息傳播渠道的打通,新想法激發新價值、產生新利潤、觸發新競爭。允許競爭、競爭帶來利潤,獎勵進步,經濟這張餅天然變大,水漲船高,這是印刷術帶來的經濟啟示。

其實早在中國,早在11世紀中葉,畢升就發明了用黏土制成的活字印刷術,這比古騰堡早了大約300年,而中國蔡倫在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就發明了紙張。西方之前。有印刷技術的中國,當時的中國為什么沒有像西歐的經濟那樣大躍進?

分析中華帝國的社會階層可以窺得一二。

中華帝國的社會階層主要的社會形態有兩大支柱:郡縣制中央集權和科舉取士.通過科舉制度獲得社會地位,是人們追求安定富足的最直接途徑。當時,以農耕為主的社會面臨著最大的環境問題,如自然災害、洪水、蝗蟲等,這兩個系統有效地解決了人類的問題。和農業社會環境的穩定。

反觀西歐人民謀求穩定的途徑,他們通過經商賺取更多利潤改善生活.在農耕社會中,商業的高頻流動和社會資源所有者的身份,都會讓統治者驚慌失措。應對這個問題,科舉制度的繁榮就是把優秀的人才集中在制度中,參與現有資源的分配。 .官僚主義成為當時社會崛起的重要渠道。

這時候,差別產生了,同樣是印刷技術的進步,中國甚至早于西方300年,受到社會體制的影響,讀書是為了在科舉考試中壓人一頭,背后的最終獎勵來自于對存量資源的分配權,導致存量資源的餅無法變大。

第一個故事講完了,回到全球化的思考,這個故事能夠給我們哪些啟示:中西比較之下,起點差異并不大,但是在新想法的自由競爭之下,在人才的充分流動之中,同時分配給人才足夠的獎勵,社會經濟的餅才會做大。

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新經濟環境下的中國企業,也同樣面臨著要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態勢。

二、從威尼斯的經濟興衰看國家包容與短視

威尼斯是歐洲中世紀的一顆璀璨明珠,以高度發達、繁榮的商業和獨特的城邦體系而聞名。商船穿梭于森林茂密的水道,雄偉的市政廳和圣馬可教堂成為那個時代的象征。

公爵治理下的威尼斯結構簡單,對抗外侵和貿易需求使得他們擁有精湛的造船技術,尤其是長途商貿中孕育出一批批出色的水手。

在此過程中,商人認為公爵領導下的威尼斯無法充分發揮其區位優勢。在海商的推動下,議會制開始形成。商業政策的制定者是議會,議會的主要成員是各行業的商業代表,因此商人在議會制度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一方面,近 200 年來,威尼斯的商貿地位高速發展,原因之一是制定政策的人懂商業。

威尼斯以商業為本,商業成就是衡量人們地位的主要標準。商業具有很強的開放性,不斷有商業貴族的崛起和沒落,這導致了威尼斯上層統治十分不穩。

到了十三世紀末,新舊貴族之間的沖突逐漸集中在大議會的成員身份上。議會中貴族的排斥導致其他新興的商業和貿易大國在選擇主要基地時避開威尼斯,選擇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其他城市。

威尼斯經濟的核心是“colleganza”,這是一種股份公司的基本形式,擅長為新進入者打開經濟大門,允許冒險的實業家為成功商人的商業航行提供資金,共同分享經濟回報。缺點是,在寡頭的控制下,威尼斯逐漸減少了新進入者的商機。最終,“colleganza”被禁止。

“彼時的威尼斯已成為停滯蕭條和褪了色的繁榮的代名詞”,他們給這26年取了一個名字“Serrata”,對應中文的翻譯是“閉關鎖國”。

威尼斯故事的結局,這也是國際貿易很好的案例。這個故事帶來三個啟示:

第一,包容性與財富正相關。

威尼斯的崛起在于它盡可能多地包容先進的生產力。威尼斯的衰落源于既得利益者的短視和孤立。包容性國家讓每個人都能獲得經濟機會;一般而言,更大的包容性會創造更多的財富,而這反過來又會推動更大程度的包容性。

第二,良性循環也會被打破。

得益于包容性體制的精英階層們,在受到誘惑驅使之下,反手推動社會走向榨取,經濟也隨之失去活力。

第三,對待新生經濟力量的態度。

當時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國家的崛起在于對新技術、新制度的接納,而非與威尼斯兵戎相見。兩者之間的地位互換幾乎完全來源于他們對待新生的經濟力量的態度。

威尼斯的故事,是今天分享的第二個故事。當我們對比兩個故事后,再來說說“內循環”。

三、內循環與外溢效應

內循環可以看作是應對當前國際形勢的應變之舉,但其實更是一次修煉“內功”的契機。

1980年代,中國引進了很多汽車產業,比如大眾汽車,這是一個外循環,把我們的市場和人員開放給外國公司。比較兩類企業,第一類是合資企業,它用不同的指標來標記質量水平、次品率、故障率等。在不同的年份,我們看到合資企業在國外技術的影響下表現良好.

有趣的是國營汽車工業。最初,這些企業的各項質量合格率低于合資企業。隨著時間的推移,純國有企業的產品開發技術、生產技術、管理和營銷技術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這就是技術溢出。

從縮小范圍來看,企業在開展科技開發活動后會獲得新知識,也會通過員工流、有形產品流、零件與企業等多種渠道獲得新知識。接收溢出的人將以很小的成本獲得新知識。降低企業技術開發成本。

技術先進、思維開放,必然會帶來技術在更大空間內流動,技術激發生產力,增加盈利能力。

我最后想說的是長江人在做什么。長江商學院人工智能與制度研究中心每年發布《人工智能指數報告》,從學術、產業、開源軟件包使用、公眾認知和媒體。 、以色列、日本等國,衡量中國人工智能在過去十年的發展和影響。

新經濟格局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科技驅動技術進步的道路上我們一直向前探索,用慢變量預測趨勢,匯入時代的變化中應對未來挑戰。

參考文獻:

[1] Dittmar (2019)現代科學的經濟起源:技術、制度和市場。[2] Puga, D. 和 Trefler, D. (2014)。國際貿易與制度變遷:中世紀威尼斯對全球化的回應。經濟學季刊, 129(2), 753-821.[3] Bai, J.、Barwick, P.、Cao, S. 和 Li, S. (2020)。 Quid Pro Quo、知識溢出與產業質量升級:來自中國汽車行業的證據。

end